后殖民批判主义反思（后殖民批判主义例子）

来源：后殖民主义_百度百科特质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特质可以归纳为：1.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2. 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

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3. 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述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

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4. 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

5. 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

6. 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阶段主要内容：·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

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

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就成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而叙述者绝对是站在所谓“文明”一方的。

·贯穿时间的目的论叙事西方中心主义还从时间上设定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即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享有对历史的唯一叙述权利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罗马帝国，黑暗的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资本主义发展史，。

这个叙事开始并终结于西方的经典文化，西方成为“上帝的选民”，整个世界被归入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奴隶性状态这个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西方文明内部的混杂性，而且还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

从这种叙事中所能得到的必然推论是：西方的进步完全源于其内在的特质：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工业革命，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等，对于殖民主义在西方发展史上并不光彩的作用只字不提·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西方中心主义还抱有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情结，它时而利用种族优越性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时而又掩盖其种族优越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形规范。

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东方”失去了古老神奇迷人的光环而沦落为现代“灰姑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退却、宗主国已经无力左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事物的时候，这种优越意识却并入文化的领域，通过借助规训的力量而日益强大起来，这也就是后殖民理论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的力量由于久已有之的原因，常常容易被与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被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而事实却早已证明，并不存在任何超越了时代政治或经济因素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身，就只可能产生于一个与之对应的特定的社会之中。

理论基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文化霸权理论“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这个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表达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到了19世纪以后才被广泛用于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了葛兰西手中，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

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间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因此，。

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的问题因此，就必须借助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因此，文化霸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这说明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尽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后殖民主义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西方因其政治权力而对东方的重构过程中东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知识──权力“权力──知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核心之一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解剖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是对极权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的微观运行机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理论、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都引起了研究范式的革命。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几何福柯的权力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表明了人仅是一种由话语生产出来的形式，而在《规训与惩戒》中，福柯进而指出，主体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它更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它通过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对躯体和灵魂进行塑造。

这种积极的权力还表现在知识的生产，权力同知识结成同盟，互相促进，权力操控着知识的生产，知识反过来又帮助权力扩张社会控制因此，没有中立的、完全客观的知识，知识无不受到权力的浸染所谓的“真理”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

福柯突破了从宏观上分析权力的传统，转而从微观的角度对权力的性质、功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剖析，而这种微观的、弥散的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不能加以反抗，恰恰相反，福柯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权力观正是后殖民主义汲取营养的重要土壤，。

一种构建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不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构建在西方叙事上的文化观念使被殖民的民族产生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后殖民主义就是试图解构这一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

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在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为止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了它与结构主义又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

“后”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与超越解构：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思延异：对于“在场的神话”的消解；对于中心的消解

关键词：身份/认同（Identity）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性别、阶级、种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

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它也就可以被理解为认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及为什么要追问是谁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

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自我/他者（Subject/Object）。

对身份和认同进行讨论，必然会引出一个关于“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叙述者“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关注自我/他者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

例如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等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由此解构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既定的概念与偏见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的讨论它关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不平等结构以及由此形成、扩大和加强了的跨国支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而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更进一步，。

将文化和帝国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萨义德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汤林森（J. Tomlinson）于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

在这里，他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分为四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而其中，现代性批判是其关注的焦点第一，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二，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威胁，即作为一种民族性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三，消费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即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第四，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即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混杂性（Hybridity）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在后殖民研究中，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单向运作，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织、难以严格划界和区分的。

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巴巴还特别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agency），认为唯有混杂的状态才能使能动性成为可能巴巴之外，比尔·阿什克劳夫特等人对混杂性的解释更加具体。

他认为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在后殖民话语中，混杂现象既不完全属于殖民者一方，应该注意的是，它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一方，它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也在殖民压迫下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以新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

模拟（Mimicry）模拟是近年后殖民理论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它与另一个同义词，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文论中运用的“模仿”（mimesis）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模仿（mimesis）：同源系统内的运作表现，是模仿者对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

模拟（mimicry）：目的在于产生出某种与原体相似与不相似之间的“他者”这个他者介于模拟者与被模拟者之间模拟，正是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生动描述从后殖民的角度看，被征服者在被殖民之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语进行模拟，在模拟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其中制造含混与杂糅，生成第三个空间，以抵抗。

本质主义、整体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模拟对于后殖民写作富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模拟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意的对抗，而在于它自身内部所天然带有的分裂和消解功能这种殖民地对其宗主国的模拟，正是一种德里达解构主义意义上的“溢出”（excess）。

这种溢出打乱了殖民话语或文化霸权稳定的常态和秩序，使其固定、完整的含义遭到了破坏，而且这并不是模拟的蓄意所谓，而是它与生俱来的潜在威胁性用后现代的叙述手法无情地戏拟了殖民话语的“宏大叙事”，使人们看到代表西方高雅文化的

经典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和裂隙，使原本笼罩在这些作派之上的本真性和权威性的光环失去，其挑战和颠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