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铝单板厂家（清代114个状元）

在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状元及第”的说法，而每年的高考结束，各省份也习惯性地将文理科第一名称为“状元”以至于许多人对状元产生了误解，甚至觉得古代的“状元”可等同于今天的“清北学子”，这样的片面认知若是让我国历史上的649位状元听到恐怕要气得要掀起棺材板。

没错，在我国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科举历史中，仅仅诞生了649位状元郎，其中还包括了太平天国、大西国等不被读书人承认的政权，以及大辽、西夏、金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如此看来，古代状元的含金量是当今高考夺魁所不能比拟的，而在这寥若晨星的状元中，却有着一位极其特殊的。

“布衣状元”——骆成骧。

其特殊之处不只因为出身贫寒、为官清廉，更要紧的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殿试中本来是第三名探花，但是却被光绪帝破格钦点为状元而骆成骧也成为四川省在整个清王朝统治阶段里走出的唯一一位状元事实上，四川省历史上一共诞生过20位状元，。

只不过到了明清两朝，巴蜀境内人才凋敝，明朝与清朝只各出了一位状元。而与明朝的状元杨慎这位著名的大才子相比，清朝状元骆成骧显得不为人知，这也与其所处时代背景的特殊和处事风格密切相关。

广告胆小者勿入！五四三二一...恐怖的躲猫猫游戏现在开始！×首先，骆成骧状元及第的光绪二十一年就极其特殊，在这一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失去了台湾岛、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

也是在这一年，同为应届考生的康有为向光绪帝进行了第三、第四次上书，这是此前“公车上书”的后续，也是康有为仕途的开始事实上，当时坊间盛传光绪二十一年的状元很有可能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与当时的副考官李若农是同乡，而且康有为当时名声大振，被许多人看好。

广告从秘书起步，十年内无人超越，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成就一段传奇×然而光绪帝之所以看中了骆成骧的试卷，却只因为骆成骧在策论卷首的八个大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没错，正是这八个字让当时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为之动容，毕竟作为清王朝的继往开来者，光绪帝也曾想过效法先祖，。

怎奈清王朝气数将尽，在内外凋敝的情况下成为了众矢之的。因此当光绪帝看到骆成骧所写的策论时，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便决定钦点骆成骧为殿试头名。

事实上，在当科主考官徐桐的拟定排名中，骆成骧仅能位列第三名，原因倒不是徐桐有徇私倾向，而是骆成骧虽然文章写得好，但是毛笔字却不算出类拔萃要知道在古代科举考试中，一位考生字写得漂不漂亮，可是直接关系到能否被考官相中，甚至像骆成骧一样，影响最终的殿试排名。

只能说骆成骧的策论答卷恰逢其时，而二十出头的光绪帝正是一腔热血、急于用人之际，所以骆成骧成为了自清朝开国以来四川省的第一位状元，也是唯一一位。

在此之后，骆成骧历任陕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等要职，而由于其本人出身贫寒，故骆成骧在其为官的三十年中，始终保持着节俭清廉的做官原则，并被时人称为“布衣状元”而骆成骧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其一生都热衷于教育事业，其名言——。

“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更是深刻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清末学子。连梁启超都戏称其为“状元公有教书瘾”，聂荣臻元帅更是称赞他在四川成都等地兴办高等学堂的先驱做法。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骆成骧曾历任四川高等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桂林法政学校的校长，其中四川高等学校便是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而且骆成骧在多次任教期间，都曾向所在的学府筹款捐资，尤其是在四川高等学校时，更是将友人陈宦所赠予的四千元费用拨给了学校，用于改善学生的住宿环境。

而骆成骧本人却长时间家徒四壁，甚至到了厨灶屡空的境地，这也是其被称为“穷状元”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骆成骧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状元，却热衷于讲武，尤其是乐于在其所任教的高等学府内宣传“强国强种”等体育运动。

这与骆成骧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毕竟到了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屡次敲开了清政府的国门，骆成骧虽然世代是读书人，但是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他却能够适时改变自己的思想，并且尽其所能的影响他人“监阵肉搏之术，不得不讲。

”正如骆成骧所言，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讲武强身同学习救国一样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其子骆凤麟自德国求学归来后，这位状元郎更加坚定了讲武强国的思想于是不久后，骆成骧担任了成都当地一家武士会的会长，更是亲自出资在今天成都市人民公园的位置修建了建国术馆，成功地在四川境内掀起了一股习武强身之热潮。

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1926年，骆成骧在参加四川军阀刘成勋所举办的文官考试活动途中，不幸病逝，享年仅61岁。

回首骆成骧这位状元郎的一生，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在这些风云际会的历史片段中，骆成骧能够坚持自己洁身自好的本性，并积极投入到时代的变革之中，可谓是文武兼备、育才立德只不过鲜有人知，。

骆成骧在出生后不久由于家里贫困，原生父母便将其过继给骆姓人家，在如此苦难重重的童年下长大的骆成骧，竟能够成为光绪二十一年的状元郎，其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可想而知。

因此对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后人不应仅抓住其八股文、读死书这些糟粕不放，而应该站在历史价值观的角度去辩证思考，诸如骆成骧这样的“布衣状元”，恰恰是科举制度存在合理性的最好证明。